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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:文化的“摆渡人”

2021-06-18 00:16  点击:[ ]

  《亲爱的翻译官》风头正劲。这部号称“国内首部讲述翻译界生态”的电视剧,讲述了法语系硕士乔菲在翻译天才程家阳的指导下,成长为高级翻译,俩人也从欢喜冤家变成亲密爱人的故事。不过,真正的“翻译官”是怎样的?在此我们就为大家揭秘史上真实的译界风云。

  【僧侣拉开世界翻译史帷幕】

  “翻译官”究竟是什么官?其实,政府官员里并没有“翻译官”这种职位和称谓,目前业内对口译员专业的称呼是“翻译”或者“译员”。

  我国古代在政府里承担翻译工作的官员被称为“象胥”“舌人”等。然而,真正拉开世界翻译史帷幕的,不是“象胥”“舌人”,而是僧侣与传教士。

  《圣经》说,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。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希望能兴建通往天堂的巴别塔。没想到此举惊动了上帝。他看到人们这样齐心协力,统一强大,心想:如果人类真的修成宏伟的巴别塔,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?于是他改变并区别开人类的语言,使他们因语言不通而各奔东西,巴别塔就半途而废了。

  《圣经》用那座未建成的通天高塔象征语言不通带来的混乱隔阂,或许是命中注定,《圣经》却成为世界上翻译语种最多的书籍,已被译成2000多种语言(包括方言),讲这些语言的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97%。

  无论中外,翻译史的帷幕都是由宗教典籍的翻译拉开的。《圣经》传入各国,是根据希伯来文与希腊文,并通过拉丁文辗转传译的巨大工程,其间皓首穷经,不知译老了多少高僧鸿儒。影响最大的“钦定本”,奉英王詹姆斯一世之命译成。参与翻译的僧侣有54人,从1604年至1611年,穷七年之功始竣其事。

  不过,比起7世纪中叶在长安完工的译经盛会来,“钦定本”的七年显得太短了。我国佛教史上成就最高的翻译家——玄奘只身前往天竺,历经九九八十一难,取回佛经657部,长安万人空巷欢迎。奉唐太宗诏命,在弘福寺主持译经,房玄龄、许敬宗还奉命召集硕学沙门五十余人,参与助译,《瑜伽师地论》译成,也称得上“钦定本”了。

  根据唐代的译场制度,翻译的职司与流程,从译主、证义、证文、笔受等一直到钦命大臣,多达11个步骤,真是森严精密。有资格进入玄奘译场任“证文”的12人与“缀文”的9人,都“谙解大小乘经论”,并为“时辈所推”,可谓人才济济。这一壮举历经19年,玄奘笔不停挥,“三更暂眠,五更复起”,绝笔之后只一个月就圆寂了。

  如同圣经翻译对西方文明的影响——欧洲大多数民族语言的第一个范本就是它,八百年佛经翻译对中华文化也影响深远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词语补充时期,使汉语由单音节词语向多音节词语的方向发展。汉语里的“世界、刹那、瞬间、如来、观音、西天”等就是佛教用语。经由佛经翻译形成的“四声”、“平仄”等,更创造出汉字的拼音方式。

 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,还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特殊现象。宗教典籍的译者并没有像现代意义上的译者那样停步于译界,而往往身兼数职——翻译家、教育家、宗主、哲学家。他们对各民族的历史、政治、哲学、建筑、艺术、民族性格和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,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
  翻译之于民族文化,季羡林先生曾形象地比喻:“中华文化这条长河,有水满的时候,也有水少的时候,但却从未枯竭。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。最大的有两次,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,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。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。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,万应灵药就是翻译。”

  【译者——社会变革的先导】

  在中世纪漫长的黑暗统治过程中,欧洲各国迎来文艺复兴的曙光,以“复兴古典文化”为口号,掀起了一场人性解放运动。这个时期,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典籍被翻译成多种民族语言,对人文思想萌芽造成了深远影响。可以说,翻译成就了文艺复兴的名与实,译者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者和殉道者。

  被后人称为“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殉道者”的,就是一位译者——艾蒂安·多雷。他是法国著名的翻译家,因提出“翻译五原则”而享誉翻译史。然而也是翻译让多雷惹下大祸。他翻译的一则柏拉图的对话录《阿克赛欧库斯》,被教会指控为“曲解”柏拉图,译文含有否认灵魂不死的意思。年仅37岁的多雷被判犯下信奉异教罪,处以绞刑,还被焚尸。

  在社会变革时期,译者如同普罗米修斯,从奥林匹斯山上盗来火种,照亮、温暖、启迪着处在黑暗寒冷蒙昧中的人们。

  1895年甲午战争后,国家危机重重,中国传统文化、思想和政治受到空前怀疑。知识分子纷纷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。正是在译者的力促下,20世纪初的中国爆发了那场崇尚科学、民主的新文化运动。

  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,无疑是最好例证。《天演论》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94年发表的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编译的。他并没有直译原文,而是加入了大量评论,针对当时国民的亡国心理,以传播物竞天择为主要思想,激励国民奋起抗争、救国保种。译文语言上,严复刻意用桐城派优美的骈文来译,吸引了大量士大夫阶层的读者,使得《天演论》能够在社会上层广为传播,变法与革命精神借此得到世人认同。

  “开启民智”的并不都是严肃的思想论著,清末民初,翻译小说的流行也悄然地在每个人心中植入“反对封建礼教、发展民主科学、破除迷信愚昧”的“变异基因”。比如不懂外语的“译界之王”——林纾。

  林纾被誉为中国大规模译介外国小说的第一人。他不懂外语,只能由懂外语的朋友述说情节,他“耳受手追”,再加工润色发表出版。第一部译作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。“可怜一卷《茶花女》,断尽支那荡子肠”。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展现了与传统礼教完全不同的爱情观和婚姻观,更让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开化民智的途径。

  林纾之后,译者和译作如雨后春笋。1896年至1911年间,中国翻译的小说达数千部,两倍于当时的创作小说。有人曾对“五四运动”时期最重要的期刊《新青年》所刊载的翻译文章进行统计,发现翻译占全刊内容总量的24%,其中文学翻译分量最重,占全部翻译内容的一半以上,在高峰期更达89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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